在“談艾色變”難以消弭的狀況下，失蹤與隱匿自己的病情，便成了許多艾滋病人的選擇。失蹤與隱匿，或許是一種逃避，但更多時候，其實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，在如何對待艾滋病的問題上，依然存有許多不足，依然在艱難跋涉。
在“談艾色變”難以消弭的狀況下，失蹤與隱匿自己的病情，便成了許多艾滋病人的選擇。失蹤與隱匿，或許是一種逃避，但更多時候，其實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，在如何對待艾滋病的問題上，依然存有許多不足，依然在艱難跋涉。
“如果那孩子生下來，到今年6月剛好一歲八個月，正是做檢測的時候。”5月25日下午，在甘肅省隴西縣疾控中心辦公室，正準(zhǔn)備艾滋病隨訪統(tǒng)計表格的許曉霞長出一口氣，盯著電腦屏幕上一份代號“A35”的表單，她強調(diào)了一句，“當(dāng)媽的一旦失訪，哪管娃的死活，疾控中心一點辦法沒有。”
36歲的許曉霞是甘肅省隴西縣疾控中心“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”科長，負(fù)責(zé)追蹤隨訪全縣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翻閱病人檔案時，許曉霞感慨道，“每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是最曲折，最令人感慨的‘命運’這樣的東西。”這種感覺，在她第一次見到孫小妹時尤為明顯。孫小妹，就是那個令許曉霞頭疼、又無法忘懷的A35。
近兩年來四次隨訪，三次都撲了空
“小妹回來過年了，我親戚在村上見到她人了，你們快來！”2015年春節(jié)假期的最后一天，許曉霞接到了一個久違的電話，“線人”劉俊在電話里抑制不住激動，向許曉霞匯報了孫小妹的最新行蹤。
劉俊是孫小妹的前男友，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從2013年兩人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算起，劉俊一直在縣疾控中心領(lǐng)取免費的抗病毒藥物。而孫小妹，在2013年8月確診后就“消失”了。接到電話后的次日一大早，許曉霞不顧當(dāng)天積雪路滑，向疾控中心申派了一輛無“疾控”標(biāo)識的公車，就迅速趕往距縣城二十多公里外的菜子鎮(zhèn)某村。
這一次，她心里憋了一口氣，一定要把A35給找到。不料，還是撲了個空。許曉霞后來回憶，“大概是劉俊的親戚看錯了，姊妹幾個背影挺像的。”近兩年來四次追蹤隨訪，三次空手而歸，這讓許曉霞感到窩火。“每一個確診的病人，我們都有詳細(xì)的記錄，定期都要向省上匯報。找不到這個A35，年底的隨訪任務(wù)就完不成。”不過，好像還不僅僅是任務(wù)的問題。她轉(zhuǎn)過頭頓了頓，“這個人非常有特點。”
她腹中胎兒的父親，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
2013年春節(jié)后不久，隨著天氣轉(zhuǎn)暖，本地的打工者陸續(xù)出了門。38歲的隴西縣菜子鎮(zhèn)農(nóng)民劉俊決定就在縣城打點零工。他懷孕已近三個月的女友孫小妹孕檢時被發(fā)現(xiàn)肚子里有個瘤子，需要做手術(shù)。
隨后發(fā)生的一切更加出乎二人意料。在縣醫(yī)院的術(shù)前篩查中，孫小妹被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。隨后，劉俊也被初篩為“HIV陽性”。兩人的情況很快被匯報到了縣疾控中心。就這樣，十天后，許曉霞見到了單獨來縣疾控中心確診的劉俊，而孫小妹卻遲遲沒有露面。
從劉俊的口中，許曉霞第一次了解到孫小妹的人生經(jīng)歷。這個貧苦家庭里長大的女人，似乎從未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因為家里窮，她自小沒讀過書；為了給哥哥換親，她不滿20歲就被送去了鄰縣漳縣的一戶窮人家，為年長十歲的男人生了一個孩子。十余年后，為了生計她搭上了遠(yuǎn)赴新疆拾棉花的火車，再后來，她遇到了小自己一歲的老鄉(xiāng)劉俊。至此，人到中年的孫小妹的命運仿佛馳入了另一條軌道，再也無法停下。
拾棉花的季節(jié)過去后，孫小妹沒有踏上返鄉(xiāng)的火車，她留在了視力不太好的劉俊身邊，肚子里懷了他的娃。許曉霞后來聽孫小妹家人說，“反正是回不去了。村里一起去拾棉花的女人們大都知道底細(xì)，夫家的面子都被她丟光了。”
孫小妹當(dāng)初決定拋夫棄子、留在劉俊身邊時是否掙扎過，許曉霞不得而知。不過她猜想，這個女人在做決定的那一刻，心里應(yīng)該像嘗了一滴甘露——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將命運掌控在手中。但她卻不知道，眼前這個令她“離經(jīng)叛道”的男人、她腹中胎兒的父親，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
懷孕六個月時，疾控人員上門才找到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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