實際上朱元璋也不是一味主張重刑的人，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，御史中丞陳寧討論刑罰的問題時，陳寧說：“法重則人不輕犯，吏察下無遁情。”朱元璋便表示不贊成，“上曰：‘不然。法重則刑濫，吏察則刑苛。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，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。夫壘石之岡，勢非不峻，而草木不茂；金鐵之溪，水非不清，而魚鱉不生。’”還說：“法正則民愨，罪當則民從。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，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。”(《明通鑒》)問題是陳寧強調的是對民要重刑法，這一點朱元璋不贊成，希望求其宜，對官吏與儒生則是另一回事了。事實上朱元璋也表彰過不少為官正直清廉者。如端復初，那一年朱元璋把他提拔為刑部尚書，“時為刑部磨勘官，案牘填委，鉤稽無遺，上嘗廷譽之。性嚴峭，人不敢干以私。一時僚屬多以貪敗，復初獨守清白得免，至是遂超拜尚書。會杭州飛糧事覺，逮系百余人。復初用法平允，治其尤者，人皆服之。”(同上)如寧江知府陳灌，他長期在這個地區(qū)執(zhí)政，“訪問疾苦，禁豪右兼并，創(chuàng)戶帖以便稽民。上取其式頒天下。至是以治最召至京師。”又如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，是濟寧知府，在濟寧三年，當時中原初定，“詔民墾荒，閱三歲乃稅，吏征率不俟期⋯⋯而克勤與民約稅如期，區(qū)田為九等，以差等征發(fā)，吏不得為奸⋯⋯盛夏，守將督民夫筑城，克勤請之中書省，得罷役⋯⋯濟寧人歌曰：‘孰罷我役，使君之力。孰活我黍，使君之雨。使君勿去，我民父母。’”(同上)他自奉簡素，一布袍十年不易，日不再肉食。朱元璋在從嚴懲治貪官污吏的背景下，對官員中能廉潔奉公的人還是優(yōu)待的。

　　朱元璋從嚴治官，主要針對兩類現(xiàn)象，一類是各級政府官員中貪瀆腐敗的現(xiàn)象，另一類是功臣宿將的飛揚跋扈欺壓百姓的現(xiàn)象。明初的四大案，可以分為兩類：空印案與郭桓案，是針對官吏隊伍中的貪瀆腐敗現(xiàn)象；胡惟庸案與藍玉案，則是針對功臣宿將中的違法犯罪現(xiàn)象，而且朱元璋先有警告。朱元璋對自己隊伍的管束歷來是非常嚴格的，早在攻取金華時，胡大海之子觸釀酒之法，“太祖怒，欲行法，時大海方征越，都事王愷請勿誅，以安大海心。太祖曰：‘寧可使大海叛我，不可使我法不行。’竟手刃之。”(《明史•胡大海傳》)可見朱元璋治下之嚴，若有犯紀者，即使是高干子女，他也絲毫不留情面，不管有多大的功績，該處理的他就嚴格依法處理。洪武六年(公元1374年)五月，朱元璋以功臣多倚功犯法，放縱奴仆殺人，并且隱匿不報，于是命令工部鑄鐵榜，申誡公侯。從《明太祖實錄》中可見，這些條令列舉了：凡公侯之家強占官民山場、湖泊、茶園、蘆蕩及金銀銅場鐵冶者；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，倚勢在家欺毆人民者；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，管莊干辦、火者、奴仆，及其它親屬人等，倚勢凌民，奪侵田產財物者；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，已有名額報籍在官，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；凡公侯之家，倚恃權豪，欺壓良善，虛錢實契，侵奪人田地、房屋、孳畜者；凡功臣之家，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(yè)者等。這些鑄在鐵榜上的條文都明確規(guī)定了處罰和處刑的條令，而且非常嚴厲，有的要處斬。

　　其實，當時這些鑄鐵的榜文，對功臣宿將還只是一個警告，沒有真正下手。他對文臣的處置比武臣將領要更兇一些，正由于屢禁不止，他才興大案的。當然，這也與上層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有關�，F(xiàn)在分為兩類進行敘述，首先是他對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懲處，如空印案和郭桓案，以及與郭桓案直接相關的大誥、二編、三編及武臣誥的頒布，然后再敘述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的處置。這四大案的處置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都是對著明帝國建立以后新興的貴族官僚統(tǒng)治集團，不是對著民眾的。在君、臣、民這三者之間，歷代王朝都是君臣結合以治民，君王通過官僚建立各種官府機構來統(tǒng)治老百姓。而朱元璋則企圖整治官員以穩(wěn)定王朝的統(tǒng)治，甚至一度想君民結合來整治官僚隊伍，這也是歷代統(tǒng)治者中少有的現(xiàn)象，大概與朱元璋早年的經歷和他的布衣情結有關。當然，這四大案中，錯殺、冤殺的成分很大，但從宏觀上看，整頓吏治，沒有那樣的聲勢，也難以取得成效。看問題，也許得把二者結合起來，才能取得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。

　　來源：本文節(jié)選自朱永嘉最新著作《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》，中國長安出版社2015年4月版。

 2/2   首頁 上一頁 1 2